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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27 号的夜晚，父亲被转移到阳江市区里面一家民营医院。

该医院十分简陋，没有单人房，父亲跟另外一位老奶奶共用一个房间。 那位老人家是肺癌晚期，在不停地咳血。 病房里面没有空调，只有老式电风扇在嘈杂地运作着，那老化的电路板所释放的热量说不定比风所带走的热量还要多。 即便是在夜里，广东依旧闷热得要命。

说是病床，但其实就是一个铁架子上面搭了几块木板。 我们要来了一床被子，铺在木板上。 父亲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觉得右肋骨疼痛难忍，他尝试用左侧睡，但氧气管又不够长。 护士只好从另外一个病房拿来了一根氧气管，用胶带把两根管子粘起来。 那胶带甚至都不是医用的，鬼知道连接口有多少细菌顺着氧气进入病人的肺部。

父亲吃力地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？这真的是回家的路吗？”

说完，他又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眉头紧蹙得更深了。

母亲捂着嘴走出病房，哭着说：“没想到这家医院如此简陋。”

亲戚说：“这是一家民营医院，和广州市最高档次的医院不能比。不是说好了吗，等他快要不行的时候再送回来。”

“是快不行了！病危通知书都下达了，抢救协议上也签署了放弃，但就是不忍心让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遭罪！”

“这是为了他好。在阳江，我们可以给他办一场体面的法事，让他安心上路。”

听到这番对话，我气愤到了极点，完全不顾“保持安静”的提示牌，对着母亲和亲戚们喊道：“你们就是迷信！迷信！什么狗屁法事，人还没走呢，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环境中遭罪？！”

母亲大哭，像疯子一样翻白眼、拼命地摇头、使劲地捶大腿、不停地跺脚。 几个亲戚把我拉去病房照顾父亲，另外几个亲戚把母亲拉到远处，让她坐在板凳上冷静冷静。

晚上十一点，亲戚劝我们回家休息。 母亲固执地推开别人的手，把保安心油倒到掌心上，用力地给父亲脑袋上的穴位按摩。 母亲像是机器人一样重复地说道：“我要留下来照顾他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他……”

我极度沮丧，只好独自回家。 已经有两周没有睡过整觉的我，很快就睡着了，但在夜里反复被噩梦惊醒。 我睁开眼睛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全身都冒着冷汗，我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，究竟哪一个更像是地狱了。

28 号早晨，母亲已经疲倦到快要猝死了，她总算肯回家休息，换我值班。 整个上午，我都处于暴怒之中，因为这家民营医院要啥没啥。 医院无法提供从德国进口的白蛋白，我们只好打电话给市人民医院的药物部门找渠道要。 医院也没有浓缩药剂的设备，只能够用一瓶很大的生理盐水去溶解父亲体内缺乏的离子。 很快，父亲的腹部就肿胀得跟皮球一样。

他摸着自己的腹部，说很痛，但是欲哭无泪。 他张开嘴，拼命呐喊，但是喉咙只是干巴巴地发出了衰弱的呻吟声。 他被难以想象的疼痛折磨着，痛到失去意识后昏迷过去，过一会又被疼痛弄醒。 疼痛、昏迷、疼痛、昏迷，如此反复，如同西西弗斯被永恒的痛苦折磨着一样。 我看着父亲那口被牙菌斑腐蚀得满目疮痍、牙龈红肿出血的牙齿，心碎了一地。

姑姑哭求医生给父亲再做一次穿刺手术。 医生说父亲如今已经吃不消手术了，况且医院也不具备做穿刺手术的条件。 听到这番话，我走出病房狠狠地踹走廊的板凳，像是疯子一样控诉着这些残忍的习俗，为了所谓的往生后的安乐，让临终前的病人去经历这样的折磨。

下午，医生过来检查父亲的状况，叹息道，该准备身后事了。

亲戚便开着车子，带我到旧城区的菜市场里。 我们踏过那漂浮着腐烂的菜叶子的地面，跨过那流淌着鱼的内脏的臭水沟，经过屠夫那弥漫着血腥味的档口，穿过一条狭长的小巷，进入一家卖殡仪用品的老店铺里面。 我给父亲买了一套端庄的黑色寿衣，和一张绣有精致的莲花的佛被。 我付完钱，拿着这些东西，跟市场里面熙熙攘攘的人擦肩而过。

真是讽刺，自己寒窗苦读，吹嘘着将来要给父亲买豪车，到现在却连给父亲买件名牌衬衫的钱都赚不来。更讽刺的是，给父亲买的第一套衣服，竟然是寿衣。

我回到医院，发现那个肺癌晚期的老奶奶已经不在了，据说已经被送去火葬场了，只剩下一张空空如也的木板床。

父亲在吃了吗啡和注射了强效镇痛剂后，昏睡了几个小时。 到了夜晚，他突然醒了过来，把口张得大大的，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。 母亲给他喂粥，这次，父亲反常地喝了好多粥，全然不顾腹部的胀痛。 据说，人在上黄泉路前，会填饱肚子。

夜间十点，父亲开始排泄。 亲戚们慌乱地跑去便利店买成人纸尿布。 两个护工忙着帮父亲擦屁股，把粪便包好后，扔到厕所的垃圾桶里面。 这样的排泄竟然持续了一个小时。 听说，临终前，人会把生前的罪孽卸下，干干净净地上路。

病房里面的空气十分浑浊。 母亲守候在床头，摸着父亲的头，跟着收音机念佛经。 我守候在床位，面朝窗户，大声地念阿弥陀佛。

父亲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的状态，偶尔睁开眼睛恋恋不舍地看着这个并不完美、但却深爱着的人世间。 母亲把我叫到床头，让我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，那一双劳动人民的手，那一双宽厚仁慈的手，那一双为家庭鞠躬尽瘁的手。

“爸，不要害怕，我们都在你身边。”我说。

按照迷信的说法，人死后的二十四小时内，遗体都不能够被移动，否则灵魂就会感受到刀割一样的痛楚。为此，我们都在谨慎地选择把父亲送去太平间的时间点。

护工们从父亲脚趾发紫的程度和手僵硬的程度，判断父亲余下的时辰。 医生聚精会神地监控着父亲的心率，每隔几分钟用灯光检查父亲的瞳孔。

当父亲的瞳孔放大到 1.5 到 2 倍的时候，他已经彻底昏迷了。 那时候他保持着仰头的姿势，急促地呼吸着，发出微弱的哭声。 我闭上双眼，更加大声地念阿弥陀佛，不让自己去思考任何事情。

当父亲的心率跌到 20 的时候，护工让护士把心率仪撤走，开始用刀片给父亲刮胡子。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很喜欢用满脸尖尖的胡渣扎我脸的片段，我眼睛红了。 母亲用柚子叶沾温水，给父亲洗身子，消除生前的业障¹。 接着，护工们给父亲穿寿衣，然后把父亲抬到救护车上。

凌晨，救护车在寂寞的山间盘行，穿过迷雾后，在山顶的一个戏台前停下。 这个戏台原本是老人家们用来看戏曲的，如今被我们承包了下来，给父亲办丧礼。

戏台旁边有个小房间，被临时改为太平间。 两个护工把父亲的遗体轻轻地放到了太平间的木板床上，把寓意着风流倜傥的扇子，和象征着荣华富贵的金元宝，分别放到了父亲的左右两侧，然后把绣有莲花的佛被盖在了他的身上。 那时候，父亲的遗容依旧严肃，恐怕生前有太多的挂念没有放下。

我看了看时间：4 月 29 号，凌晨 02 时 09 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