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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半夜,鸢尾睡得很安稳。
后半夜,鸢尾一直在咳嗽,仿佛肺都要咳出来了,我好几次起来照顾她。
到了第二天早晨,已经很少听见她咳嗽了。
“感觉好些了吗?”
“嗯。”
“中午想吃点什么?”
“还是没有什么食欲,倒是想吃点橙子。”
“那我出去一趟,买点回来。”
“辛苦你了。”
“客气。”
我把床边散落一地的包裹着痰的纸巾都捡了起来,扔进垃圾桶里面,轻轻地把卧室门关上,然后到厕所把手洗干净。
门口的迷你告示牌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便签,门钥匙和门禁卡就挂在图钉上。 我确认自己拿了正确的钥匙后,便穿上羽绒服出门了。
我步行到 46 街和 Market 街交界处的地铁站。
地铁站的入口处有流浪汉在游荡,也有药贩子在兜售可卡因。我假装听不懂英文,不予理睬。 地铁站下行的楼梯上残留着灰色的雪渣,墙壁的旧瓷砖上面画着涂鸦,广告牌上面用马克笔写着粗言秽语。 我在检票口花了 2.5 美元购买了一张地铁票,然后进入地铁站。
费城的地铁站没有安装防护门,出于安全的考虑,我一般都靠着墙壁等候列车,哪怕这意味着我有可能抢不上座位。 不久前,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,在纽约地铁,一个亚裔被种族仇恨者推落到铁轨上,最后被列车撞死。
地铁上有垃圾,偶尔也有老鼠出没。车厢内没有信号,却有不少精神病患者,自言自语的,大喊大叫的,甚至还有人直接在车厢内拉屎,那人最后被警察带走了。说到底,美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,穷人很穷,富人巨富。穷人只能够乘坐地铁,只能够从致幻剂中获取短暂的愉悦。
我乘坐蓝线,在 8 街地铁站下车,从地铁口往北走四个街区,便能够到达中国城。
中国城的入口处有个牌坊,牌匾上用繁体字写着“费城华埠”四个大字。 一进入中国城,就感觉自己穿越回去了晚晴或者民国时代。 看着那些老旧的建筑,那些褪色的方块字,我不禁想起兵荒马乱的年代,中国劳工来到美利坚合众国修建铁路的苦日子,还有那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。
我走到亚洲超市,在那里买了点新鲜的蛤蜊、冷冻的海鲜杂烩、一斤肉末、一包辛拉面、一根白萝卜、一代小米椒、一瓶白醋、一包糖和一支雪碧。接着,我前往药店。
药店跟古装剧里面的一样,柜子占据了整面墙壁,每个抽屉都贴着药材的名字,大概都是神农尝过的百草吧。 唯一“现代感”的东西,是一台被淘汰掉的笨重的电视机。电视上正播放着《爱拼才会赢》。
药店老板是个脸色红润、中气十足的大爷,他正用标准的闽南语跟着叶启田唱歌:
好运 歹运
总嘛要照起工来行
“老板,请问一下……”。
老板竖起手指,示意我不要打断他。
三分天注定
七分靠打拼
然后老板很深情地、用劝学式的眼神看着我,接着他闭上双眼,右手握拳,左手放在胸口上,唱到:
爱拼 才会赢!
唱完了,老板问我:“小伙子,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?”
“我想买点川贝,磨成粉。”
“你想要多少斤?”
“我对重量没什么概念,大概就是 20 美元左右的份量吧。”
老板用古老的秤砣,仔细地测量川贝的重量,然后把它们放到臼里面捣碎。
他一边用药碾子研磨,一边给我推销海参。
“我说小伙子,你的脸色不够红润啊,要不,买点海参回去补补?”
“我完全不懂如何烹饪海参。”
“简单得很!你把海参泡在水里面,煮开,晾一个晚上,重复这个步骤两次,然后取出海参的内脏,清洗干净,就处理完啦。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,想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解冻。蒸熟,浇点蒸鱼豉油,美滋滋!切成肉丁,放到蒸蛋里面,也是佳肴!”
“感觉海参挺贵的。”
“不贵!也就是 10 美元左右一根。我看你们年轻人呐,每天都在喝奶茶,两杯就能够买一根海参了!”
“可我是连喝奶茶的钱都没有。”
我说话不假,老板也就不继续推销了。
我从药店出来的时候,经过一家水果店。
水果店门口停着一辆小货车,车厢用繁体字写着某货运公司的名字,名字很有年代感。我用普通话读了一遍,感觉对不上英文发音,我又用粤语读了一遍,对上了。货运公司的老板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,光从命名就能够看出他的期许。但读着那几个大字,我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,甚至喘不过气来。
正在卸货的是父子俩,父亲用中文说话,儿子用英文回复。父亲说儿子没出息,没考上哈佛耶鲁,没当上医生律师;儿子觉得干体力活挺光荣的。这样的场景,在美国的亚裔家庭中并不罕见——文化的冲突、身份认同感的缺失、两代人价值观的错位。想想其实挺无奈的。
我在水果店仔细地挑选了雪梨和橙子,就走了。不知道父子俩的对话最后发展成什么样。
从中国城出来,抬头能够看到不远处的市政厅,在那栋具有百年历史的、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的顶部,站着威廉·佩恩1的铜像,这位来自英国的拓荒者,高高在上地站在制高点,俯瞰着整个费城。
说到底,美国还是白人的国家,我在这里始终只是个流浪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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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lliam Penn,费城奠基人,宾夕法尼亚省以其命名 ↩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