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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穿着酒店提供的棉拖鞋，赶到大厅，看到一家人在等我。

父亲穿着一件不合身的黑色风衣，比从前消瘦了整整一圈。 母亲提着行李箱，软塌塌的刘海贴在憔悴的脸上。 那年只有十岁的弟弟，躲在母亲的身后，看着大堂里面来来往往的住客，眼神中透露出恐惧，像是一个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孩子。 他们站在大厅中央，不知所措，像极了刚刚逃进大使馆里面的难民。

“哥。”我弟最先看到了我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烫头发了？”母亲问。

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，撒谎道：“没有。”

母亲不想和我争辩，帮我理了理被汗水弄湿的刘海。

“瘦了，学习很辛苦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工厂出大事了吗？”我看着父亲问。

当时，我天真地以为，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就是工厂出了经济纠纷，需要借助广州的人脉来解决。

“不是。有别的要事。”

父亲尝试用轻松的口吻说话，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上广州的目的。

第二天，父母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我和弟弟则留在酒店里面吃早餐。

到了中午，我依旧没有收到父母的音讯。我和弟弟吃了一顿异常煎熬的午饭，食物味同嚼蜡。我问弟弟，家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弟弟不肯说。

下午，我做了一套 GRE 作文题。模考期间，我的思绪混乱，掌心盗汗，勉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写作，但文章的质量一般。

直到六点，父母才办完事情。他们让我和弟弟到附近的餐馆吃饭。

七月末的广州街头，机动车辆排出来的尾气不停地往城市上空流动，热岛效应¹简直要把柏油马路熔化掉。 那些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的快递员，在汽车的缝隙之间穿梭。 那些被榨干了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的白领，碰上交通堵塞，只能够通过不停地按喇叭来发泄内心的压抑。

父母像是丢了魂儿一样，一声不吭地坐在太阳伞下面。当热乎乎的食物被端上来的时候，他们轻轻地摇摇头，表示没有食欲。

我和弟弟静静地坐在一旁，也没有动筷子。

良久，父亲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年幼的弟弟，嘴唇微微颤动，没来得及说话，眼泪抢先流了下来。 他抬起头，看着烈日下的太阳伞，想缓缓自己的情绪。 此时，母亲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原本哭红的双眼，又开始漱漱地流泪。 弟弟低头沉默，紧握着放在双腿上的拳头，像是闯了弥天大祸一样。 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，一直持续到了八点。 我们饿得饥肠辘辘，才把凉掉的饭菜吞掉，那层粘稠的动物油和芡粉，令人作呕。

“青木，爸得了一个重病。”

回到酒店，父亲终于开口了。

“某天下午，我觉得腹部很痛，原本以为是饮食不规律所造成的胃疼，因此没太在意。 但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疼痛得无法入睡。连续失眠了几夜之后，我决定去阳江市人民医院做体检。 结果显示，我的甲胎蛋白²指标超过了一万，肝脏里面长了一颗七公分左右的肿瘤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差点晕厥过去。 我和你妈先是伤心欲绝，但冷静下来后，决定上广州求医。 就在今天，广州的专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——肝癌晚期。 医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做手术了，他虽然没有直说，但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浪费钱了，准备身后事吧。”

听父亲说完这个噩耗，我彻夜失眠了。 我想象着孤独无助的父母坐在医院的凳子上手足无措的样子， 我想着父亲这些年来像是一台机器一样不停运作却从未好好休息过。 想到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，我难过得默默流泪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母又是早早出门，但没有透露过多的讯息，说是怕影响我的出国考试。

我草草地完成了一套模拟卷，脑袋一片空白。 接着，我开始漫无目的地翻阅着电视节目，听主持人在谈论那些无关痛痒的娱乐八卦。

晚上，父母回到酒店，我从他们那双充满阴霾的双眼中，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。

“总算有医生肯做这台手术了。”

父亲如释重负地吐出了这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