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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在上海出生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不在了。每次我问起父亲的事情，母亲就会勃然大怒，骂父亲是个无耻的混蛋。关于父亲的事情，我多半都是从亲戚的口中听来。我把零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，知道父亲是个法国人，在上海教书的时候认识了母亲，他们度过了八年愉快的时光，但在我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就离开了中国，从此杳无音讯。”

“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同学眼中的异类：蓝色的眼睛，深褐色的卷发，高高的鼻梁，白色的皮肤，他们总是嘲笑我是个女巫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况变得更糟糕了。我长得高，有的男生会说我得了巨人症；我发育得早，有的男生会在体育课上，在胸前托起两个篮球，嘲笑我；我的音色不够甜美，说话不够嗲，有的男生就会捏着喉咙，模仿我的烟嗓。”

“小学毕业后，母亲把我送到一所贵族学校读书。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，大概是在参观校园的时候，一位钢琴老师夸奖我有一双拉赫玛尼诺夫式的大手¹，将来肯定能够成为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。那位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校的音乐资源何其丰富、学校培育出了多少知名校友，最后把母亲说服了。”

“就这样，我去了那所所谓的贵族学校念书。也许是倒霉吧，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十分糟糕的班级。班里面有好几个同学，家里面都和黑社会有关系。他们平日总喜欢惹麻烦：吸烟、逃课、打架。班主任曾经找他们谈过几次话，后来有一天，他们拿起砖头把班主任的车窗给砸碎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。”

“初二，某堂体育课结束后，那几个男生在篮球场比赛踢汽水罐，看谁踢得最远。 当时，一个保洁阿姨在附近捡垃圾，见到脚下滚来了几个空的铝罐，便习惯性地踩扁它们，放进麻布袋里面。 结果那几个男生愤怒地跑过去骂人，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，阿姨赶紧弯腰道歉。 第二天，阿姨如往常一样来到我们班级，那几个男生趁着阿姨在储物间收垃圾的时候，把门锁上。 阿姨在房间里面拍打铁门，说自己有幽闭恐惧症，哭求他们把门打开，那几个男生则在门外哈哈大笑。 起初，我是默不作声，后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跑过去把铁门打开。阿姨拽着麻布袋，连滚带爬地逃出了班级教室。”

“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。作业本被撕页，文具盒被摔坏，书包里面被塞入粉笔刷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 某个晚自修，我出去上了趟厕所，回来的时候发现班级的前后门都被锁上了。 我在窗外求助，没有人理我，仿佛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学习。 那几个男生把我当动物园里面的猴子看，我越是生气地拍打窗户，他们越是开心。 还有人把手放在耳朵旁边，用唇语挑衅地说，‘你在说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’。”

“过了几分钟，他们其中一员把门打开，我愤怒地回到座位。 打开书包的时候，我发现里面又被塞了个粉笔刷，弄得书本全是粉末。 我把它取出来，很生气地环视班级一周，看看到底是谁干的好事。 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一个信号。‘杀死那个女巫！’，一个男生喊道。 刹那间，十几个粉笔刷从四面八方飞来，砸到我的书桌上、脸上和身体上。 那些白色的粉末弥漫在空气中，特别的呛，我不停地咳嗽和流泪。 我觉得自己像是个中世纪的女巫，被活活地捆绑在柱子上用火烧死，而周围的人在放肆大笑。 那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原来人性可以这么丑陋。”

鸢尾说到这里，眼睛红红的，我头一次觉得她那么娇小可怜。

“我疯了一样逃出了教室，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骂着这个不公平的世界。 为什么我那混蛋父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，哪怕为我出一次头也好； 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注定是个混血儿，哪边都不讨好； 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可以欺负别人，而有些人注定就要被霸凌。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我只是想去伸张正义，去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，可为什么没有人来替我主持公道！ 那时候，我的脑袋一片混乱。我往阳台上爬，想要从六楼跳下去，一死了之。”

鸢尾说到这里，情绪有些许激动。她调整了一下呼吸，继续说：“夜晚的冷风，夹带着细雨，吹醒了失去理智的我。 我看着那硬邦邦的水泥地面，终究没有勇气跳下去。 我从湿漉漉的阳台上爬下来，然后失魂似地坐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靠着墙壁，撕心裂肺地大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