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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，家里面的债务尚未还清，工厂还有诸多事务需要打理，母亲却坚持要送我出国读研。

对此，债主们多次谴责、辱骂、恐吓，亲戚们极力反对，朋友们苦口婆心地劝阻，我个人也表示愿意留在家里面振兴工厂。但是这一切，都无法动摇母亲对于“圣贤书”的执念。

类似的事情也并非头一次发生。我上小学那会，父亲的生意刚刚起步，他向银行贷款陆¹万元用来缓解资金周转压力。由于我学业懈怠，考不上市重点中学，父亲又向银行追加了贰万元贷款用作学校的“赞助费”，当时亲友们都认为这笔“投资”极其不明智。

虽说后来我的学业有所精进，考入了省重点高中，后来又读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场读书的游戏可以结束了，毕竟我们的家庭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。

或许所有人都低估了母亲的“执²”，她宁可透支自己的体能和精力，也不愿意让我放弃出国的机会。

八月中旬，她执意要送我去香港。

那些年，阳江市还没有开通高铁。我们要乘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广东省客运站，然后换乘地铁二号线到广州南站，最后再乘坐轻轨电车前往香港。

从阳江到广州那三个小时的旅途十分煎熬。我是晕车体质，受不了长途巴士那劣质皮革的味道，还有那欲盖弥彰的廉价香水味。由于耳机的隔音效果太差，我也无法安静地欣赏音乐。因此，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够闭目养神，自然是十分苦闷。

到达广州后，我们得从省客运站走到地铁站。虽说只有几百米的距离，但是拖着那么长的行李箱，也不好走。广州潮湿炎热的夏季，把人行隧道变成了一个狭长的蒸笼，发酵着行人吐的痰、流浪汉的汗臭味、和滞留旅客泡方便面的辛辣味。隧道两旁的巨型电扇，像是特种部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脚踹开你的呼吸道，把那些令人作呕的气味通通轰炸到你的肺里面一般。

路过某个商铺的时候，母亲物色上了一个“高级”行李箱。她说我的一个行李箱的万向轮已经不好使了，想给我换个新的。厂家大概是对高级行李箱有什么误会，商标盗用了英国皇室的徽章，牌子的名字却是英文的“比弗利山庄³”，这两种元素的所属地甚至都不在一个洲上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过分的是，这个行李箱的价格并不便宜。我再三劝阻母亲不要被骗，而且再三“嘲笑”她的品味，但还是拗不过她的一份心意。

结账后，我们狼狈地在地面上，把旧箱子里面的被褥、衣服，甚至还有母亲悄悄塞进去的煲汤的药材都挪到新的箱子里面。我告诉母亲，药材极有可能会被美国海关扣留，并且“教育”她不能如此迂腐，要相信西医，最后要求她把药材带回家。母亲却执意要我把药材带去美国，补补身子。

“美国哪里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药材。”她说。

地铁站来来往往的行人时不时看着狼狈不堪的母子俩。我看时间不早，确定拗不过母亲，便不情愿地把药材放回行李箱里面。

到达香港，已经是下午六点了。母亲陪我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，便要赶回广州了。

我和母亲在车站告别，我再三叮嘱她不要过度的悲伤和劳累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。她眼睛红红的，塞给我一封家书，让我到了大洋的彼岸照顾好自己，说着，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下。想到母亲还要舟车劳顿回家乡，我一阵心酸，后悔自己为什么总是喜欢耍小聪明，和母亲吵架。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我潸然泪下。

傍晚，我在一家酒店与两位网友碰面，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⁴的新生。我们合订了一个标间，因为里面只有一张大床，我们只好把行李箱都垒在床边，用来垫脚。三个男人横着睡在床上，凑合着盹了一个晚上。

次日凌晨，我们很早就赶去了香港国际机场。

当庞大的机体把我从地面抽离的时候，我默默地和这片生我育我了二十二年的土地作了告别，地心引力像是抽蚕丝一样把我的泪珠一串一串地抽离出来。

我不禁想起了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

慈母手中线
游子身上衣
临行密密缝
意恐迟迟归
谁言寸草心
报得三春晖